网络粉丝社群中情感劳动的形成及其控制——以Moonlight站子为例 | 社会
导 读
在网络空间中，粉丝的情感劳动往往发生于其自发形成的网络粉丝社群之中。作为一种趣缘网络组织，网络粉丝社群对于其成员没有必然的强制性，粉丝的自主性较大。这在理论上有利于粉丝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情感表达。然而，与此相悖反的是，网络社群中粉丝情感劳动具有高度的组织化和一致性，他们规模庞大、分工明确、纪律严明、行动力极强。那么，在一个没有雇佣关系的组织提供文化脚本和实践规范的前提下，粉丝组织化的情感劳动其动力机制是什么？享有较大劳动自主性并以追求自身劳动积极体验为目的的粉丝，是如何介入社群并受其规训的？这种情感劳动的后果有没有使粉丝逃离劳动异化而实现情感与劳动的统一？以上是本文意欲回答的问题。
网络粉丝社群中情感劳动的形成及其控制
——以Moonlight站子为例
作者：王艺璇
摘 要
本文聚焦Moonlight粉丝站子，对网络粉丝社群中粉丝情感劳动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与传统情感劳动形式不同，网络粉丝社群是由粉丝自发形成的情感共同体，情感劳动研究中的组织关系和雇佣关系发生了改变，由此带来了劳动控制形式的变化。研究发现，在组织雇佣关系缺失和粉丝主体性增强的条件下，自主性机制成为网络粉丝社群情感劳动控制的核心机制：一方面，社群承担着满足粉丝情感需求和社会交往的责任，粉丝以参与、协商、合作的方式进入社群营造的互动秩序之中，情感劳动由此成为粉丝情感、参与、再生产交融互动的结果；另一方面，社群重申了粉丝的主体性，并将其作为创造粉丝情感劳动“主观过程”的技术，从而使粉丝的情感劳动在参与社群意义的建构和维护社群文化特质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关键词 ：网络粉丝社群 情感劳动 粉丝 自主性
伴随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社会经济逐渐由以围绕物质商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模式转向以生产非物质劳动（如知识、服务、信息、情感和交往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模式。这一经济模式的转型带来了劳动组织形式的变革，逐渐从流水线生产的泰勒制工厂转向更具弹性化和人性化的合作式组织[1]。为解释这种劳动性质转变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霍克希尔德提出了“情感劳动”的概念，并对以空姐为代表的积极情感劳动和以报账员为代表的消极情感劳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霍克希尔德的社会情感理论认为，情感不仅受到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型塑，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资本力量的塑造。空乘人员的微笑式服务和专业友善的风范是航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也是它们职业培训的重要内容[2]。
继霍克希尔德的研究之后，对情感的研究日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并衍生出情绪管理[3]、情感劳动控制[4]、情感劳动异化[5]等多种形式的研究主题。尽管学界对于情感劳动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和多元，但其最基本的关注点依然是了解资方如何影响人们的情感劳动，以及这种影响对个体、群体和组织所带来的社会后果[6]。
总而言之，既有对情感劳动的研究在资方与劳动者之间，强调资方的压迫性和劳动者的被动性，注重外部的情感规则对劳动者情感劳动的影响，情感劳动的资方正是通过抑制劳动者的主体性来维持组织内的劳动秩序[7]。因此，劳动过程涉及对劳动者情感的利用和剥削，劳动者的情感体验往往是消极的，即使存在反抗的策略和积极体验的可能性，但往往也是有限定的，要依赖于宏观的制度规范和微观的互动和文化情境[8]。
理论往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反思和拓展，学界对情感劳动的研究也正如此。劳动过程理论对主体性的讨论，特别是米尔斯对非雇佣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过程的研究[9]，促进了情感劳动研究对主体性的反思。同时，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空间中的情感劳动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10]，一种有别于在场空间范畴的情感劳动者——粉丝，也在网络空间中兴起并发展壮大。他们的劳动不同于以往情感劳动者以获得报酬为目的，而是基于对某一人物或文化的偏爱与认同。因此，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没有雇佣关系的存在，也没有一个提供特定文化脚本和情感规则的企业与雇主的存在，他们的情感劳动实践为拓展情感劳动研究提供了机会和空间。
二
文献回顾（一）情感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分析
情感是社会结构、文化、认知和生物力量复杂交互作用的结果[11]。人类情感不仅是社会关系的“黏合剂”，而且，作为一种内在控制系统，也是促进社会控制、维持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12]。因此，柯林斯用“情感能量”[13]这一术语来讨论情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认为短期的情绪可以通过互动仪式转化为一种追求群体成员身份和获得群体归属感的长期情感，在这一过程中，情感具有明显的社会取向[14]。
情感劳动是将个人情感带入劳动情境的过程。在情感劳动中，影响情感的因素既包括社会情感文化，也包括代表资本的市场力量。前者是人们“身体感受、姿态以及从持续的社会关系中习得的文化意义”的整合[15]，规定并限制了情感的表达，是文化规范和社会结构所呈现的条件化结果。后者则是通过一系列情感表现规则实现劳动者情感标准化的系统力量，他们占有、支配甚至消费情感劳动[16]。
在情感劳动研究中，劳动者的主体性是一个被不断发现和强调的过程。情感控制理论认为，情感就像原材料一样，经过输入、标准化、比较调适与输出的循环处理程序，就能实现对劳动者情感劳动的动态化管理[17]。而霍克希尔德认为，当面对外在的情感规则时，个体为展示符合组织要求的情感，可以进行只改变外部行为（如表情、声音等）但内心情感并不发生改变的浅层行为，也可以进行内心的情感体验与组织要求的情感表达相一致的深层行为。因此面对组织的情感操控，个体也可以发展起对抗情感规则和表达规则而保留自身主体性的微观策略。
资源保存理论也强调情感劳动者的自主性，它认为人们总是努力获取并维持对自己重要的资源，并以此（特别是资源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行动和压力的产生[18]。自主性作为一种能源性资源，是人们努力维持和保护的重要资源类型，当劳动者面临来自外部施加的情感规则和规范要求时，劳动者会将其与个体情感资源投入进行比较，如若二者投入和产出平衡且有盈余，那么劳动者将认同情感规则并发挥情感能力进行积极的情感劳动。但是如果二者投入和产出不平衡，劳动者投入大量情感资源却得到微小资源回报，那么将造成劳动者的情感倦怠和耗竭，从而形成消极的情感劳动[19]。
继资源保存理论之后，行动理论以劳动者自身为目的，反对劳动过程分析中对积极个体的忽视，强调劳动者的主观目的[20]，特别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个人主义在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作用[21]。例如，艾森伯格等把社会交换理论引入情感劳动的组织与行动分析，认为员工在劳动中会将自身与组织拟人化后建立一种基于互惠原则的交换关系，以此揭示组织认同对情感劳动的影响[22]。组织认同能够使员工做出利于组织利益的情感表达，即使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做出符合组织规范的情感劳动[23]，并且组织认同度越高，员工越倾向于采用深层表演的方式实现组织诉求[24]。
综上，控制论意在分析情感劳动过程中社会文化和组织对劳动者的控制与剥削；资源保存理论强调资源与劳动者在互动中的关系，以分析劳动者在情感劳动中的自主选择；行动理论注重劳动者的自主意识在情感劳动中的作用，强调情感劳动是一个动态的自我调适的过程，个人能够将工作要求的情感和内在感知的情感进行比较、加工和调适。随着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弗里德曼、爱德华兹和布若威等学者将劳动过程研究的重点转向劳动者的主体性后[25]，情感劳动者的主体意识也开始获得学者的关注[26]。
（二）互联网经济中的情感劳动控制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带来了一个劳动悖论：互联网经济模式将劳动者从流水生产线上剥离下来，他们被期望在劳动中成为“积极的主体”[27]，掌握协调处理信息的决策能力，但是围绕在他们身上的支配与剥削依然没有改变，甚至更为深入,从而使“把工人的灵魂变成工厂的一部分”[28]成为现代劳动控制的重要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的劳动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从物质劳动向非物质劳动转变，劳动控制和剥削也从劳动过程中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转变为对生命政治的剥削[29]。
非物质劳动的特性在互联网经济中被进一步放大[30]。以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为依托，互联网拓展出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如分享经济、流量经济、平台经济和情感经济等，带来了劳动关系、生产关系和劳工组织形态的新变革。互联网平台被看作一个进行数字劳动生产的工厂，在这个庞大的“车间”中，劳动者的社会关系、情感和生活意义等被整合进数字劳动工厂，将身体、情感和生活带入劳动情境。与传统情感劳动控制主要建立在资本和劳动的雇佣关系基础之上不同，互联网经济对于情感劳动的控制主要是基于分享经济、情感经济等新经济形态之上，传统的组织关系和雇佣关系发生了改变[31]，由此带来了新的情感劳动控制形式。对互联网经济中劳动控制与劳动自主性的研究表明，分享经济中劳动组织对劳动者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劳动过程中的薪资制度和碎片化控制实现的，劳动者虽然获得了自主性，但是却受到更为隐蔽的剥削[32]；而在情感经济中，由于资本与雇佣关系的缺失，情感的劳动者往往也是消费者，所以他们享有更大的自主性，情感劳动的控制也更加强调劳动者的“共识”[33]。
在互联网经济中，与情感劳动最为密切的经济形式就是粉丝经济，詹金斯甚至将其称为“情感经济”，并认为在这种经济形态中情感是驱动人们决策和消费的主要依据[34]。不同于工业体制之下的工厂劳动者，粉丝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和能动性，获得粉丝的忠诚也成为粉丝经济的终极追求。为此，娱乐工业试图通过扩大消费者的情感、时间、精力和一般智力的投入来建立粉丝与娱乐资本的关系。
对于粉丝情感劳动的控制，不同于分享经济中平台通过对劳动者集体组织的瓦解，使劳动者很难通过集体行动改变被剥削的状况，粉丝的情感劳动主要是通过集体化组织实现的。在网络中粉丝形成了规模庞大、分工明确的网络粉丝社群[35]，成为粉丝情感劳动的组织载体。网络粉丝社群作为一种情感共同体，是粉丝自发形成的社群，在主流文化和商业对粉丝亚文化收编中具有反收编的意义[36]。
三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目前，在网络空间中，粉丝形成了以“站子”为基础，以贴吧为中心，对内为粉丝提供意义生产和认同建构，动员和规范粉丝参与，对外代表粉丝进行活动组织和社会参与的网络粉丝社群。所谓“站子”，是指粉丝在互联网中“以爱之名”为支持偶像建立的网站，用于组织粉丝开展应援、打榜、投票、集资等行动。每个站子内部一般会有具体的部门职责分工，站子之间也会在工作侧重点上有所差异。明星之下的各个站子既相互区别，承担不同的职能，也相互联系，形成了以站子为基础的“粉丝江湖”。
本文的研究成果主要基于笔者对Moonlight站子的质性资料分析。Moonlight站子是鹿晗的粉丝在互联网中建立的站子，开站于2013年。2014年10月，鹿晗与韩国娱乐公司SM解约并开始回国发展，Moonlight站子就成为粉丝聚集起来支持鹿晗的粉丝应援站子。目前，该站子共有粉丝60多万，已发表微博5600多个，在鹿晗粉丝站子中规模中等。Moonlight站子在粉丝江湖中的主要职责是“翻译+图包+应援+饭拍”，宗旨是最大限度地团结喜欢鹿晗的粉丝，以粉丝的方式为鹿晗应援贡献力量。
Moonlight站子共有5名管理人员，6个站内分工部门，分别是产品部、影音部、市场部、翻译部、媒拓部和公关部，具体工作均由站内粉丝承担。其中，产品部负责收集与鹿晗相关的图频，并有设计美工进行制图、修图和手绘；影音部负责视频制作和文案，以对鹿晗既有影视作品和娱乐信息进行二次创作；市场部负责跟拍鹿晗的线下活动，并负责组织接机、打榜、电影包场、发放手幅等应援活动；翻译部负责将鹿晗在国外网站发布的信息、国外媒体和粉丝对鹿晗的报道评价、鹿晗在国外的图频等资源进行翻译，也会对外网的不实新闻予以澄清；媒拓部负责网络宣传，更新鹿晗在推特、脸书、ins、微信、微博等不同平台发布的信息，对鹿晗代言的品牌和参与的活动进行宣传；公关部负责对外联络，包括对其他粉丝社群的接待和回访，与公益部门的活动的策划与组织，与品牌等资源方的联络以及对鹿晗负面信息的净化与举报等。
（二）研究方法
因为本文将问题聚焦于网络粉丝社群中粉丝的情感劳动，关涉网络粉丝社群运作以及粉丝的情感劳动过程和体验，因此本研究采用了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对Moonlight站子进行田野观察，又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对站子的粉丝进行了访谈资料的搜集。
网络民族志是社会研究者在互联网兴起之后研究网络现象和网络文化而进行的尝试和探索[37]。网络民族志强调在对线上田野的参与观察过程中，要根据研究问题和主题识别并选择网络社区。本文研究选择Moonlight站子，是因为其发起时间较早、结构和功能较为完善、粉丝参与度较高、在粉丝江湖中的地位受到粉丝的认可。在对Moonlight站子进行田野观察时，笔者特别对站子内部成员之间的公共讨论和形成的关系网络进行了追踪和梳理。
因为与实地民族志最大的差异在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网络空间中的活动和信息持续不断，研究者无法全时段参与观察，因此网络民族志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更加强调对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的观察[38]。因此，在对Moonlight站子进行田野观察的时候，笔者采用了间隔观察的方法，特别关注了对站子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如2016年鹿晗参演电影《长城》的应援、鹿晗生日季、鹿晗运动季、2017年粉丝拒绝鹿晗主演《爱的回旋踢》和2017年鹿晗公布恋情等事件）粉丝的行动与表达。
在对网络民族志方法进行反思时，库兹奈特指出，在进行纯粹的网络民族志观察时，线上的访谈价值是有限的，因此田野调查中要把线上观察和线下访谈结合起来。所以，除了田野观察之外，笔者还通过24个半结构式访谈搜集了粉丝的质性材料。其中，5个访谈对象是站子的管理人员，年龄在29~32岁，学历以本科和研究生为主；10个访谈对象是站子的深度参与粉丝，在站子的六个部门中曾经或正在担任一定的职务；9个访谈对象是站子的一般粉丝，她们虽然没有参与站子的管理活动，但是是站子应援活动的参与人员，也会从站子获得偶像的图频资源和信息。
表1中以“G”开头的受访者编号指的是站子管理层粉丝，以“S”开头的受访者编号指的是深度参与的粉丝，以“Y”开头的受访者编号指的是一般粉丝。为了更充分多面地了解粉丝在网络粉丝社群中的活动，笔者对以上24人开展了线下访谈，每次访谈时长在1小时左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社群人员极具流动性，因此，本文所列访谈对象的站子身份仅指被访者在接受访谈时所具有的身份，这种身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四 “成为主体”：粉丝情感劳动“主观过程”的生产与控制
（一）“成为关系主体”：粉丝情感劳动的组织认同及其生产
Moonlight站子是一群“姐姐饭”在互联网中为鹿晗建立的个站，也是粉丝获知鹿晗最新资讯并相互交流的网络平台。当初粉丝设站的目的是希望站子可以团结“鹿饭”，以粉丝的方式为鹿晗的明星成长之路贡献力量。因此，站子自创立之初即号召喜欢鹿晗的粉丝能够在不影响自身学业、工作以及生活的前提下加入站子，“与我们一起以理智的方式爱鹿晗，为鹿晗应援。”（2013年9月24日，Moonlight站子开站告示）因此，站子会定期进行招新，岗位设立产品部、影音部、市场部、翻译部、媒拓部和公关部，招纳通过审核的粉丝一起运营站子，为关注站子的粉丝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资源。
所以，Moonlight站子是粉丝建立在共同情感基础之上的富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情感共同体。那么，在这样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网络粉丝社群中，站子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超越粉丝个人私利形成具有集体责任感的应援行动。在Moonlight站子中，自主性机制通过生产社群社会关系，以增强粉丝与站子的情感连接和组织认同，成为站子进行情感劳动整合的重要机制。
首先，站内粉丝社群关系的生产来自粉丝对集体感和组织感的诉求。在Moonlight站子内，站子会将鹿晗最新的行程安排、新闻动态、官方图频、前线跟拍等资源在站内与粉丝共享，从而使站子成为粉丝掌握鹿晗一手资讯、缩进与偶像距离的平台。基于这些共同的信息和资源，粉丝共享着社群的文化资本，并形成了相同的价值偏好和行为模式，拉近了陌生粉丝之间的社会距离。共同的偏好和共享的文化资本使许多加入站子的粉丝寻得了情感的连接并意在进行社会交往，追求并享受追星过程的自由感和站子提供的组织感。站子内部的应援活动为她们提供了这种社交的机会：
刚加入站子的时候，因为我是小白嘛，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也不会摄影、美工、做视频，能用的也只有英语还可以，于是就加入了翻译部，兴致勃勃地每月将哥哥（鹿晗）的最新动态翻译成英文发给海外的鹿饭。刚开始不懂，站子的小姐姐教了我很多，很认真负责的那种。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包场呀，打榜呀，做公益呀，参加演唱会呀，和大家就慢慢熟了，处成了朋友，有时工作上生活上遇到些烦心事，也会跟站子里的小姐姐说一下子，她们就会给我出主意，或安慰我什么的。我们站子里的基本都这样，大家都蛮熟的，跟一个大家庭似的。（G3，2016年6月11日）
其次，站子里的社会交往让粉丝产生一种共同体的认同感，她们加入站子的初衷是对偶像的偏爱、对站子资源的需求和对社群应援的参与，但是站内的互动交流扩展了她们的生活空间，让她们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形成了一种拟态亲密关系[39]。站子中，她们将彼此之间的关系称为“鹿家人”，这种拟亲属化的社群关系模糊了粉丝之间真实的年龄、职业、阶层等社会属性差异，使对偶像的共同情感成为彼此连接的主要根据，从而有助于社群认同感的产生。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经济条件、时间和精力充裕，对偶像有较深情感依赖的粉丝，她们并不是完全被动道具式地参与社群决策和应援活动的实施环节，而是对社群有积极的情感诉求和参与意识，通过参与站子为粉丝提供资源和服务的过程满足了她们的某些心理和精神需求：受到站内粉丝的尊重和重视，寻得一种自我实现的存在感。
再者，作为一种情感共同体，网络粉丝社群呈现一种道德隐现的秩序，这种秩序规训了粉丝的情感劳动实践。在站子里，只有为偶像集过资、应过援的粉丝才是真正的粉丝。因此站子内部隐含着推动粉丝进行情感劳动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具有公平性，强调相互性，涉及的不是不同类型的粉丝之间在情感和劳动中的差异性，而是强调站子内粉丝之间相互的责任与义务，从而约束粉丝的心理和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粉丝社群也是一种道德共同体，粉丝之间的关系纽带是一种道德秩序，内隐着粉丝彼此的道德期望和规范。
所以，网络粉丝社群的情感劳动首先是对社群关系的生产，社群意义的建构和粉丝责任感的形成以及粉丝在应援行动等情感劳动中主体性的生长，正是通过建立社群关系、参与社群行动、维护社群规范的集体行动中而得以实现的。为了促进这种社群关系的生产，站子会将站内各类议题的讨论、情感的表达以及活动的参与等设置成基于粉丝自身的公共性生产过程，粉丝是各项内容和行动的主体。
Moonlight站子每周会在社群内提前设置可供粉丝讨论的公共议题，例如鹿晗在新节目中的表现、鹿晗微博的最新动态、站子的最新活动等。这些公共议题的产生，动员和激励着粉丝进入站子与其他站内粉丝互动交流，将她们对于鹿晗的私人情感进行公共表达，从而将其对偶像的情感从私人领域拓展至公共领域，从个人对于偶像的喜好转向对站子社群关系的营造。在这一过程中，粉丝开始以主体身份介入站子，并在不断与娱乐工业、媒体与其他粉丝的博弈过程中得到型塑和强化。
社群关系的形成以及活动的参与使粉丝提升了原来没有加入站子而被忽视的共同体意识和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加强了粉丝对社群的认同和归属，从而使粉丝将因网络聚集起来的粉丝社群建构成具有社会意义的情感共同体。共同体内，粉丝共同的情境定义和关系型塑了社群内部的道德规范和秩序，在互动过程中，社群以道德和制度的力量将社群情感劳动的规范内化，使粉丝的情感劳动成为社群规范的外化和表达。
（二）“成为劳动主体”：粉丝情感劳动的主体性控制
随着网络粉丝社群的发展，站子中粉丝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粉丝的参与越来越深入，职责分工越来越细化，站子内部的劳动秩序和劳动规范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任何破坏站子内部劳动秩序、违反劳动规范的行为，如群体冲突和越轨行为，都可能阻碍甚至中断站子正常的劳动过程。
对站子劳动秩序影响较大的粉丝冲突行为主要发生在不同明星粉丝群体之间。在为偶像争取更多资源和机会的过程中，粉丝势必会与其他明星的粉丝形成竞争关系，共同竞争彰显明星影响力的排行榜名次，竞争偶像的品牌资源和影响力，竞争社会大众的注意力等。
以“私生饭”为代表的越轨行为同样也会影响社群内部的劳动秩序。所谓“私生饭”是指做事比较极端的粉丝，他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私欲往往会不计后果地跟踪、偷窥和偷拍偶像的日常生活以及未公开的行程和工作，如酒店蹲守、追车、电话骚扰等，以致影响并骚扰明星私生活和声誉，影响粉丝公众形象，破坏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互动关系。“私生饭”的行为超出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约定的社会距离，也背离了粉丝社群内部的行为规范，对社群的劳动秩序造成了破坏。
从历史发展来看，在网络粉丝社群兴起之前，粉丝的行为是个人化的，往往是单独完成的，即使有被组织起来，如探班、接机等，也是在特定时间内存在的集体行动，一旦完成，这一组织就会重新溶解回广大粉丝群体之中。因此，粉丝的行为一般为个人行为，即使出现冲突和越轨行动，也不会上升至粉丝群体和偶像层面。而网络粉丝社群的兴起使社群成为明星最鲜明的粉丝标签，粉丝的情感和行动具有了集体化的特征，在“粉丝行为，偶像买单”的逻辑之下，社群内的粉丝行为可能代表整个粉丝群体，甚至上升至偶像层面。因此，面对社群中粉丝可能的冲突和越轨行为，社群总是会对其进行规范和控制。
然而，如前所述，粉丝已经不是娱乐工业和传媒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了，他们具有主体性，是积极的个体，具有判断、选择和决策的能力与权力。并且，他们对偶像投射的情感和参与的行动仅是其娱乐生活的一部分，社群组织并不能像资方一样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和强制性。那么如何把这些具有个性和主体性的粉丝归拢进社群，使他们变得对社群的组织和命令依从，使他们将闲暇的情感变成一种积极的劳动，这是网络粉丝社群进行劳动控制的重要内容。
在Moonlight站子中，这种劳动控制主要是通过加强粉丝的劳动主体性实现的。网络粉丝社群中，粉丝的情感劳动是围绕非物质性的情感而被组织起来的，粉丝基于对偶像和社群的共同情感参与应援行动，不同于企业中工人的情感劳动主要基于雇佣关系，工人从事情感劳动的动力是获取企业给予的薪资。网络粉丝社群中的情感劳动主要动力是情感，这种情感具有主动性、生产性和消费性，他们愿意也能够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生产与偶像相关的资讯和产品，为偶像应援和消费，参与粉丝社群的互动和交流。因此，粉丝的劳动变成了一种能够及时掌握、反馈和处理信息的劳动，一种需要粉丝注入主体性的劳动。
有些粉丝，特别是入圈时间比较晚、年龄比较小的粉丝特别容易被新闻媒体的报道和其他粉丝的言论带节奏，出现过激的言行，对鹿哥和我们粉丝的形象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在突发新闻和事件中，我们这些老粉就需要做出表率给出回应，以我们自己的视角来重新解读这些新闻，对事件做出澄清和应对，引导大家调整自己的情绪，不要说过激的话，做过激的事，把情绪控制在圈子里面，做到圈地自萌。（S10，2016年6月20日）
作为一种情感共同体的粉丝社群，其是粉丝情感劳动实践的主要组织形式，在这个组织中，粉丝能够参与决策、管理和运营是社群的一种权术，既肯定了粉丝的这种主体性地位，也是其创造和控制粉丝主观过程的技术。粉丝成为了社群的主体，也成为了劳动的主体，需要不断自愿投入金钱、时间、精力和情感参与社群活动，参与支持偶像的事务。成为主体性，并没有消除作为具有主体性和自由感的粉丝与作为具有集体性和责任感的社群之间的自治与支配、互助与剥削之间的对立关系，反而在更高的层次、更隐蔽的范畴实现了二者的融合，它在强调粉丝的个性和主体性的时候，又把其收编于粉丝社群的建构中，使粉丝的主体性成为社群情感劳动控制的方式。
那么，网络粉丝社群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是如何建构粉丝的劳动主体性呢？在田野中，我们发现，虽然网络粉丝社群的结构和分工并不像泰勒制企业的标准分工与协作一样具有严格而详细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内容，社群中粉丝的工作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化和灵活性，没有标准化的工作流程约束。但是，他们所从事的劳动却是一种需要合作和集体协调才能够完成的工作。例如2015年粉丝在鹿晗生日季发起的全球示爱应援行动，从北京开始，历时10天经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6大洲，最终回到北京长城。粉丝这场“全球鹿饭马拉松接力”活动，涉及全球70个国家1000多名粉丝和十几种语言的翻译，全部由粉丝自己组织完成。这种工作需要粉丝具备很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他们只有在相互交流中才能完成任务。也因此，这些工作需要粉丝必须成为社群积极的参与者。
实质上，成为积极的参与者，粉丝之间的交流关系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就被预先确定了，他们必须在社群进行积极的情感表达和社群参与才能被识别和选择。网络粉丝社群对于粉丝是需要进行身份识别的。要想加入Moonlight站子的会员，审核组会在粉丝申请加入后对其微博关注和发表的内容、提供的消费和打榜材料（含相关的应援、出图、数据等）等进行审核，以确保其粉丝身份的真实性。例如Moonlight站子对管理皮下粉丝身份的审核：
Moonlight站子因管理站人员变动，为能更好地完成超话管理相关工作，现决定招纳新管理皮下若干，有意向且满足条件的芦苇可私信管管进行报名审核。审核的条件要求：
1.唯饭，不在其他站子兼任皮下。
2.要具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可与散粉良好沟通，不偏激，不擅自行动，能够长期坚持，保持热情。
3.每天能够稳定地工作1~3个小时。
站子也会对属性进行严格地审核，包括微博发表、转载、点赞的内容，发表与鹿晗相关的内容的比例等等。当然，如果有其他自证属性的材料，也请小姐姐一并提供。（Moonlight站子招新公告，2019年11月11日）
因此，粉丝成为了沟通交流的载体，是社群得以运营的传播中介，他们所交流的信息在以规范粉丝情感表达的交流环境中必须是积极的、清晰的，呈现为一种标准化的交流方式。成为交流的主体，粉丝的个性和主体性被包容进社群价值的生产中，粉丝无需权威型领导者干涉，对社群中自己情感劳动的动机和过程负责，社群的管理者角色则被重新界定为作为协调者的“大大”，他们作为核心粉丝，是其他粉丝标榜的学习的对象。
总而言之，通过对粉丝主体性的重申，粉丝成为对自己情感和劳动负责的主体，并在这种主体性的驱使之下进行情感劳动。社群虽然不具有强制性，无法通过制度惩罚粉丝的“白嫖”行为，但是它可以通过强调粉丝的主体性而规整粉丝的行动，使其符合社群对粉丝情感劳动的要求。
在网络粉丝社群中，社群对粉丝的情感劳动控制是通过使其“成为主体”实现的。一方面，网络粉丝社群作为粉丝文化附着的情感共同体，不同粉丝通过互动和参与再造了具有现实共同体性质的道德秩序，其以满足社群内部粉丝互惠与合作的需求为导向，并具有相当的规范性和强制力，从而使粉丝在劳动中建构起互动秩序，他们愿意接受这一秩序的规范要求，自觉实践作为合格粉丝的消费、应援等情感劳动。另一方面，网络粉丝社群还通过强调、规整粉丝的主动性，使其成为社群中的“积极主体”，只有在社群中进行积极情感表达和情感劳动的个体才能被社群识别和选择，才能获得粉丝社群认可的身份。这种审核实质上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规定了粉丝在社群中的交流、互动和参与，从而也促成了粉丝的情感劳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由网络粉丝社群型塑的情感劳动过程称为“生产主体”的过程。称其为“生产”的原因在于粉丝的这种主体性是被生产出来的，粉丝的交往、关系、情感和闲余生活等被引入劳动过程，通过互动与合作的方式构建起劳动关系。称其为“主体”是因为不同于资方的标准化生产，粉丝自身是情感劳动的主体，不仅是情感劳动的生产者，也是情感劳动的消费者。在这一过程中，粉丝为了偶像和社群进行了积极的情感、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将这种投入建立在自我情感的满足之上，达成了在不稳定劳动关系的网络粉丝社群中的集体行动。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粉丝情感劳动的动力来源不仅是社会性力量提供的外在文化脚本，也是被生产出来的社会主体本身。粉丝的情感劳动是一种网络社会中新需要的表现，这种需要就是交往的需要，作为手段出现的粉丝情感劳动则成了目的。情感劳动不仅生产非物质产品，如信息、情感，还生产交往、关系等，并最终生产了社会生活本身，使人们在劳动中改变了社会关系和主体性，使情感劳动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形式。所以，情感劳动也是一个再生产主体性的过程，通过道德、制度和参与，使人们在生产和劳动的同时，运用情感劳动寻求社会存在感和满足感。
哈特和奈格里在对非物质劳动进行分析时认为，这种新型劳动的独特意义即在于其主体政治的维度，并将其称为生命政治劳动，认为这种劳动打破了由资本和工人阶级二元对立的主体体制构成，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共同性。作为非物质劳动重要形式的情感劳动，在网络技术的赋能之下，在资本和个体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以个体合作、互惠的形式进行情感劳动，从而为劳动者主体性的发挥、为逃离资本的劳动剥削提供了可能。
但是，这种新型组织形态之下的情感劳动也面临劳动异化的问题。从粉丝情感劳动的实践来看，他们被要求进行积极的情感表达和劳动实践，这种表达和实践要具有利他性，利于偶像的职业成长或社群的健康发展，凡是不利于以上二者的情感表达和行为均会被否认和批判。因此社群（特别是被工作室收编的站子）会通过制度安排和粉丝教化的方式改变粉丝对于情感的定义，引导粉丝进行规范化的情感表达和符合社群秩序的劳动实践。这种干预的结果就在于，它可能会造成粉丝的情感困惑，使情感更加从属于社群而不是作为粉丝的个体，使社群粉丝逐渐失去与自己真实情感的对话能力，沦为网络社群中进行标准化生产的情感产品（如很多粉丝自嘲为“抡博女工”）。社群是一个需要把情感无限放大的地方，很多社群粉丝表示，他们因为想要得到快乐而进入社群，但是快乐却成为他们最先失去的东西。
其次，网络粉丝社群中的情感劳动，作为一种劳动形式，仍具有两面性，其一是强调劳动的主体性，在道德动员和认同驱动之下，粉丝进行着没有薪酬的免费劳动，寻获的是自身情感的满足和对社群的归属；其二是作为一种劳动形式，其也存在剥削的可能。网络空间营造了超越经济、社会地位等枷锁的趣缘社群，但是这种趣缘社群同样可能遭遇着来自资本的劳动剥削。资本通过制度设计等多种途径建构起与粉丝之间的“同意”关系，在承认、尊重、发挥粉丝主体性的同时，制造着粉丝想象性的民主关系，从而将粉丝的情感劳动转入商业运作过程，完成对粉丝情感劳动的剥削和劳动成果的占有。这些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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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朱丽丽、韩怡辰：《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TFboys个案为例》，《当代传播》，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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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城市权利视角的‘违规空间’治理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王艺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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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10期目录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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